北京大儒心理徐凯文博士在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多年。回顾近二十年高校的情况，他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高校心理咨询量、危机干预量，基本上是10年前的10倍。同时，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中小学阶段更是日益严峻。徐凯文认为，在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四个因素中，学习压力是第一位的。
“对我们70后来说，考上大学的比例更少，但为什么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焦虑，因为现在普遍认为考上名牌大学才行。”徐凯文表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急剧变化，教育观也发生了扭曲。
一次，徐凯文跟女儿聊天，问她同学当中有多少人是厌学的。女儿反问：“现在谁不厌学？”徐凯文又问：“学习真的没意思吗？”女儿答：“有意思，但是当它变成考点的时候就没有意思。”
“我可以这样讲，如今我们的孩子，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所有成人的焦虑和压力，会层层传递到孩子身上。学校要出成绩，要提高升学率，家长就会很焦虑”，徐凯文说，“这种焦虑传递到孩子这里，孩子们会自我否定，有人‘躺平’不干了。”
浙江省少年警校发起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翠芳也指出，城市化的进程导致了很多新型留守儿童的出现，父母见不到，爷爷奶奶管不着，就会非常依赖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情感支撑较为薄弱。但社会结构的快速改变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都在不断产生高压，使得孩子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复杂。
“压力前所未有的大，支撑自己的力量又很薄弱。”徐凯文这样总结当下青少年面临的境况。他认为，现在的教育环境过于功利，孩子们都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相互竞争。因此当孩子发现他们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对自我的价值判断会产生崩塌，很容易被否定、被打击。
徐凯文指出，双减减掉了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但并没有减掉家长的焦虑。一方面，家长会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来对照孩子，和孩子在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所接触到的独立意识产生矛盾，甚至发展为亲子冲突。“家长焦虑地花了最后一分钱给孩子找补习班，孩子学得很痛苦，甚至不想去学校，双方都非常疲惫。”另一方面，教育资本市场贩卖焦虑，升学考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卷的氛围已经从高中下沉到了初中、甚至小学。
然而考上大学并不是终点，徐凯文观察到，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可能出现出现了空心病，即“价值观缺失所致精神障碍”的状况。竞争始终存在，即使上了大学后，大学本身没有升学率的要求，但孩子们已经习惯“卷”自己了。
徐凯文曾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甚至认为人生没有意义。
他表示，这次的开学非同寻常，孩子们刚经历了三年的疫情，缺少玩耍和同伴交往。他建议学校不要一开学就考试，一开学就比成绩，不要让孩子们快速面临考试成绩的考验和压力，而应当设置一些促进同伴交往、师生关系的文娱活动。“开学后要开展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做到危机管理前置。最重要的是让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本质，让孩子们能够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徐凯文说。
对于现阶段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谭忠林也指出，首先考虑心理行为干预，然后才是药物治疗。
“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的前期干预是不够的。”他说，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的模式以及学校对学生心理状况的管理关注都能在干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越严重的个案，治疗起来越困难的，你会发现跟他们的亲属沟通也很困难。这个家庭可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经济、疾病、恶劣的夫妻关系等。”
他建议，学校可以提高对学生心理疾病的识别率，同时提升心理咨询老师的专业技能。在学科成绩之外，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兴趣和爱好的机会，让他们能有各种途径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目前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一是就诊率，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是病，需要接受专业的帮助。第二个就是规范治疗，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有完成系统的疗程或是早早停药。”谭忠林表示，如果药物治疗不能持续作用，当情绪诱因再次出现，抑郁症非常容易复发。而青少年本身情绪波动性很大，和病理性的波动结合在一起，有时候要区分比较困难。只有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这样一个彻底的系统治疗阶段，才能说是完全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