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育红表示，随着国家“双减”政策的大力推行，教育环境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是学习成绩的压力、部分家庭教育方法的不足，网络媒体的影响，尤其是三年的新冠疫情，不仅是对公共卫生的挑战，也是对民众心理的挑战。
“这两年，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缺失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顶撞教师和家长，校园暴力欺凌、厌学、抑郁、离家出走，甚至轻生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健康成长，给学校、家庭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汪育红表示，通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存在着缺失和短板。
“比如，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中没有明确关爱服务谁的问题，没有规范、有效、持续性的心理普查，哪些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哪些青少年需要心理服务，在孩子们没有明显表现之前，学校、家庭并不能很好地判断并干预，但一旦等孩子有异常表现，很可能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汪育红称，另一方面，现在也没有明确谁来关爱服务的问题。她认为，宣传、教育、卫健、民政、司法、公安、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各自领域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因为责任主体不明确，未能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联动机制，相互之间的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不够充分，关爱工作各管各家，不能协同持续发力，成效不明显。
